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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中成长
2021-11-24 09:26:38 阅读数:788

在世界中成长

——读李新勇长篇小说《黑瓦寨的孩子》

江海文化

刘志权

作为一个成长在西部,却定居并工作在毗邻上海的启东的作家,李新勇身上天然汇集着鲜明而独特的时间与空间元素:过去与现在,西部与东部。优秀的作家,总是对时代保持着介入与见证的,只要想写当代的边地少年的成长,便无法也不应该将其从西部急速发展的大时代中孤立出来。

“变声”是李新勇对这个时代核心特征的总结。李新勇在长篇小说《黑瓦寨的孩子》后记中,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写作企图:“小说中的一群孩子,陆续经历变声期。小说中西部农村的社会关系、婚姻关系、人们的追求、社会秩序的结构,都在经历变声期。”这表明了少年与西部的成长在这部作品中具有同等重要性。主人公王嘉峪的年龄被设定为十三岁,这是生理上变声期的开始,在某种程度上,也是出于服务主题的深思熟虑的安排。

因此,有必要先锚定这部作品所指向的具体时间。《黑瓦寨的孩子》表面并不炫技,是围绕王嘉峪的外部聚焦全知顺叙叙事,但在叙事时间上其实是有考究的。小说中多处出现“多年后”的句式,这既是一种预叙,也突显了回望来路的历史感。通过全书可以看出,作者对故事时间的隐藏或淡化是有意为之的,他把黑瓦寨的急剧变革的故事时间浓缩为一年。这种浓缩,一方面有“变化如同一夜之间发生”的心理学依据,另一方面,也体现了作家的写作策略:一年左右的时间跨度、黑瓦寨这一方之地,加上从发生到完成的“变声”过程,构成了类似西方传统戏剧的“三一律”结构,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能够更为集中而强烈地呈现“戏剧冲突”。事实上,时代激变引发的成长期冲突,正是《黑瓦寨的少年》的美学特征之一。

判断作品成功与否,主要不是看其主题或背景,而是看其是否提供了真实饱满、丰富独特的人物。作为“打工二代”的王嘉峪自然位于作品世界的中心,他的周边,是浓缩的现实时间、旋转着急切与世界对接的边地,这是一幅充满爆炸与眩晕感的场景。王嘉峪当然对此宏大场景慒然无知,只能感受他成长过程中的具体事件:其一是母亲病重,他被安排回父母的出身之地黑瓦寨;其二是洋葱滞销,他小舅舅走出黑瓦寨并在哥哥的帮助下获得成功;其三是学校教育,有很强求知欲的王嘉峪面对理念落后、弊端丛生的教育现实。这些事情对王嘉峪成长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?

首先体现为“无根”的迷惘。语言是无根的表征之一。王嘉峪发现,尽管“自己精通三种口语:普通话,当地话和爹娘的话”,但无论是在启东还是黑瓦寨,他都被当作“外地小孩”。当然,无根还表现为对黑瓦寨文化风俗的隔阂,比如在帮唐古拉打架时的好心办坏事。其次体现为留守儿童的焦虑。对于早熟的王嘉峪而言,母亲的病重能通过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来化解,但远离父母的焦虑挥之不去,被潜抑成为无意识,以两次莫名其妙的“发病”呈现,诱因都是面对外来欺凌而产生的强烈不安。这一症状只有在作为心理治疗师刘佳的催眠状态下,通过家人和谐团聚生活的暗示才得以缓解。事实上,这种焦虑在唐古拉身上也同样存在,如文中所言,唐古拉“‘老子’不离口”的心理根源是父爱的缺位。不仅如此,成人世界也普遍存在的焦虑——刘佳的职业在作者那里显然是经过了精心选择的,焦虑已经成为时代激变的社会病。再次,体现为觉醒的求知欲无法满足的痛苦。“觉醒”的根源,其实可以归结为发达地区教育的启蒙——众所周知,启东的教育在全国首屈一指,也正因如此,回到黑瓦寨的王嘉峪才体会到落后教育所产生的落差。支教老师短暂的出现,以《麦田守望者》以及《等待戈多》等英文名著,为他打开了通向广阔世界的窗户,但教育困境难以短期弥补,王嘉峪最终再次离开黑瓦寨、离开父母远赴启东求学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不管怎样,长大(变声)前夕的回乡之旅,对王嘉峪意义重大。对于“无根”的一代,文化认同的形成可以有效缓解成长焦虑,帮助形成健全的人格。当刘佳说“我们这儿远距离只接死人,你是活人就得自己回家”时,这是黑水河家园意识最为强烈的宣示。王嘉峪感受到黑水河“小巧秀气更惹人喜爱,它可以让人亲近。而长江则不能”,暗示着对“根”的确认。黑瓦寨祖坟旁边种植豆青树的习俗,以及母亲“好好活着,是为了死得明白”的生命体验,是乡土伦理对王嘉峪价值观的潜在塑造。除此之外,表弟唐古拉的陪伴,折飞机、骑竹牛竹马等游戏,可以慰藉王嘉峪作为打工儿童漂泊的童年;青春期开始的梦遗、慒懂的情愫悄然经历。遗憾不可避免,但有了坚实的乡土之根,有了稳定的家,青春起飞的一切就差不多就绪了。

作为打工二代,王嘉峪回乡的意义还包括他从外界带给黑瓦寨的影响——即便只是一个孩子,王嘉峪依旧展示了理念与知识的力量。正是他借助网络理解了黑瓦寨人没有意识到的产销要素,寻找到需求信息,才促使小舅舅唐景贵,从藏着治牛“秘诀”、满足于在家乡贩牛的牛贩子迈出了走出家乡的一小步,并成长为“一阵儿在贵州,一阵儿在沈阳,一阵儿在湖北,一阵儿在北京”的新一代企业家(经纪人)。同样,他身体力行激发了贪玩的表弟的求知欲,而他争取到将唐古拉带出黑瓦寨到启东去上学的机会,也意味着为黑瓦寨的未来又多了一点可能。

王嘉峪在作品中同时还承载着结构上的功能。如前所言,西部的“变声”是作品的重要声部,作品力求以王嘉峪为纽带,通过他的见闻,展开西部大发展的宏大时代画卷。这幅画卷中有梦想,如王前程的工友刘佳,通过努力成功成为心理分析师;有是非恩怨,如王嘉峪的大舅,作为第一代成功的打工者抛妻再娶;有回归,如王前程夫妻——当然还可以预见会有必赢体育的打工者——随着当地市场的成熟会选择回乡就业;当然也有痼弊,如地方上为私利操控市场、扰乱正常市场环境的黑恶势力,再如文中所述落后的教育生态等等。但是,如同走向青春期的少年一样,对于古老而年轻的西部,一切无非是起飞前的阵痛而已。

综上,《黑瓦寨的孩子》是坚实、有力度的,是一个有时代责任心的作家在宏大的时代潮流投向西部的深情一瞥;沉稳、上进、视野开阔的少年王嘉峪(也包括唐古拉们)是作家对西部年轻一代饱含期许的画像。

小说结尾,“高原碧蓝的天空之下,移动着两副简单的行囊”。少年带着梦想走向山外广阔的世界,这个画面让人感动。尽管说“我心安处是故乡”,或者说“他乡安放肉身,故乡安放灵魂”,但让人忍不住要猜想,当代表着西部未来的王嘉峪与唐古拉出走后,在未来的西部建设中,会有他们成熟的身影吗?作者并没有将这样的责任强加给少年,这是对的。这让人想起近百年前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那个有名的结尾:“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,也许明天回来。”一切无需执著,西部是我们所有人的西部,只要祖国好,一切都会好的。
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)